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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谈几点和这本书有关、但又有所引申的问题。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讨论“五四”前后的几次社会运动。在1915至1925年的十年时间里，发生过三次针对日本的社会运动，分别是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的五卅运动。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舆论认为这是亡国的条件，我称之为“亡国危机”；1919年五四运动时，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未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在山东的权益，我称之为“亡省危机”；1925年五卅运动，则缘于上海内外棉七厂中国工人顾正红被枪杀，进而引起学生声援并发生流血事件，我称之为“亡人危机”。从“亡国危机”，到 “亡省危机”，再到 “亡人危机”，危机的程度似乎在递减，而社会运动的规模却在递增。1915年，上海等大城市虽有绅商抗议活动，但并未成为全国社会各群体参与的“运动”，仅被称为“五七国耻”或“五九国耻”。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规模远超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之规模又远超五四运动。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涉及许多因素，包括民族主义情绪的累积、政党的参与、与社会思潮的结合等等。
在这三场运动中，五四运动在时间上处于中间位置。当时舆论多从“爱国”角度谈论这场运动的意义，有两个人则不然，他们是从社会组织演变的角度来谈的。这两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罗家伦。他们都特别强调，五四运动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如何“爱国”，而在于社会组织的一次大发展。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撰文《民众的大联合》，认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各种社会团体都只是行业性、专业性或地域性的“小联合”，但五四运动却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众“大联合”。后来，罗家伦也专门写文章回应这一看法，称其见解独到。
在五四运动中，有三个组织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陈以爱教授研究中谈到的学生会，学生会在五四运动中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组织网络，从全国学生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再到各校学生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社会组织。其二是“救国十人团”，其三是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后两个因为时间关系先不展开。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后，面临党的发展的问题。陈独秀最初仍是依赖他在《新青年》做主编时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发展党。但共产国际提醒陈独秀，中国当时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网络唯有学生组织，如果很好地利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党的发展就能很快铺展至全国，自上而下一直深入到县。陈独秀果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后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青年团，基本就是挂靠在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网络中发展起来的，且发展极其迅速。另外，陈以爱教授特别强调上海最初的学联组织，其模仿对象是基督教青年会，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恽代英曾在日记中提及，1918年他去庐山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回来以后就开始在组织形式上以及“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做法上模仿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组织。1923年，孙中山曾经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和宣传能力表示赞赏，并感慨若国民党能有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和宣传能力，革命早就成功了。不过一年之后，孙中山即转向“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政党体制，这是国民党组织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一次重大转折。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就不展开谈了。
孙慧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
读过以爱著作的人都能感受到，她在史料收集、分析、呈现方面，是我辈学人中的佼佼者。以爱在本书中使用的材料，并不局限于中文材料，还包括英文、日文的档案和其它史料。在她几乎已穷尽相关史料、并做了极细腻的分析以后，我们还能多做些什么？我注意到本书制作不少表格，且收录许多珍贵的图片，但许多图表资料尚未被详细分析和充分利用。我因此想从视觉化工具导入的角度来做一些补充，或可为以爱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想法。近年来随着视觉化工具与技术逐渐普及化，采用这类方法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但大都停留在“呈现”层面，今天我想讨论的，是如何借由导入视觉化工具，发现并分析更多问题。
资料的呈现方式，会影响研究者对问题的观察与分析。以爱在书中以表格形式列出上海青年会董事部的人事变化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会长的更迭情形：1917年时是邝富灼，1918和1919年是聂云台，1920年则变为王正廷，至于细部的变动则不甚清晰。当我们将这些资讯视觉化，就能一目了然地发现青年会董事部人事的“换血”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