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与美术的关系(美术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有什么作用)
1864年，天主教耶稣会在圣依纳爵堂艺术工作室的基础上，创办了土山湾孤儿院工艺院，内设土山湾画馆。其目的是将画馆建设成“为教区绘画的大工场”，以学员创作的宗教人物图像与饰品来推进基督教事业，却无意中传播了西式美术教育的理念、体制与技术系统——尽管是初级层次的。
来土山湾美术工场授业的传教士，多在西方美术学院受过专业训练。比如创办者范廷佐（1817—1856），年青时曾被其父送到罗马学习美术。土山湾的美术教学可以看作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的微缩版、简化版。其课程是按照素描、透视、人体解剖到水彩、油画而循序推进的。学员的作品可分为临摹类和创作类，前者主要是仿制宗教人物画像，后者则出品了《徐光启与利玛窦谈道图》这类具有图像学价值的作品。从新式教育的角度看，土山湾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启蒙性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在土山湾美术工场鼎盛的40多年中，除了早期由范廷佐主持外，其余时间的教学皆由中国画家陆伯都和其学生刘德斋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山湾美术工场教育之成就是中西方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徐悲鸿对土山湾美术工场有一个很准确的历史定位：“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其珍贵的贡献，土山湾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
的确，作为摇篮的土山湾美术工场，不仅传播了西洋画，而且培养了周湘等“上海最早设立美术学校”之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传承路线：范廷佐——陆伯都——刘德斋——周湘——刘海粟、乌始光。
土山湾美术工场可以说是新式教育之漫长的序曲，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建立，则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正剧的开始。土山湾美术工场之启示，启蒙主义以艺术救赎社会的愿望，海派艺术家创建新兴艺术的理想，共同书写了“上海图画美术院”这个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篇。
创办人之一刘海粟，年龄未及弱冠，英姿勃发，舞马长枪：
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第二，我们要在惨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第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这种研究和宣传的诚心……如果中国有像西洋式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所学校便是文艺复兴的种子。（《上海美专十年回顾》）
上海图画美术院创立之初，即聘社会影响较大的张聿光担任校长。1919年，张聿光离职后，刘海粟任校长。1912年建校之初，定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1916年，奉命改为“私立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后再改为“上海美术学校”；1921年，第四次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最终定名为“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不断更名同步的，是校址的不断迁移，其次数之频繁，之复杂，足以撰写一部校址考古史。不断更名与迁移的背后，实则是中国新式美术教育建立的困苦与磨难。
与此同时，学科设置与学制建设也走上了一条曲折迂回的进化之路。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创办，以西洋画为始，只设置了临摹课。这种状况随着1914年陈抱一留日回国担任西画教授而得以改变。以此为始，“写生法”替代、置换了“临摹法”。1915年，人体模特儿写生课的开设，以及1919年刘海粟访日后对透视学、色彩学、木炭画法等课程的引入，可谓开创了上海美专教学的新格局。1920年，上海美专设中国画科、西洋画科、工艺图案科、雕塑科、高等师范科及初级师范科，共六科。至此，上海美专大体完成了综合性学科的建设，新式美术教育体系的结构与框架日臻成熟。1930年代，是上海美专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学制亦由过去的3年制延长为相对固定的5年制。
在1912年到1952年四十年的办学历程中，上海美专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早期新式美术教育的新格局，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与学科遗产，而且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奉献了一支堪称大师级别的教师队伍：刘海粟、张聿光、丁悚、汪亚尘、黄宾虹、丰子恺、方介堪、王个簃、关良、张大千、陈之佛、陈大羽、陈树人、庞薰琹、郑午昌、傅雷、俞剑华、姜丹书、倪贻德、唐云、诸闻韵、诸乐三、蒋兆和、童书业、滕白也、吕澂、王子云、张善孖、滕固、潘天寿、潘玉良、潘思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