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中国新教育的探索(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
陈独秀（于和伟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同时也彻底结束了以“读书做官”为目的的封建教育体制。但是旧制度消亡了，新制度却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一时间，“一言教育，贤者叹为空谈，不肖者詈为多事”。民国初年的教育事业，呈现出了混乱、迷茫的状态，
1915年，陈独秀自日本回国，着手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意图激发国民的“自觉心与爱国心”，开始了帮助广大国民文化觉醒的实践活动。同年10月15日，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陈独秀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陈独秀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家”，应该致力于整理教育。而整理教育，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即教育对象、教育方针，教育方法。并明确指出“教育之方针者，应采何主义为归宿也”，“三者之中，以教育方针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不此是图，其他设施，悉无意识”，足见其对教育方针的重视。
为了找到合适的教育方针，陈独秀对世界各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广泛研究。在对美、英、德、法、日等国的教育进行比较之后，他提出了选择教育方针的原则。“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
在此原则之基础上，他提出了选择教育方针的四个标准：1.当了解人生之真相。2.当了解国家之意义。3.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4.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随后，陈独秀对此四项标准，为当下的教育提出四项方针，即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
所谓现实主义，就是唯物主义。陈独秀认为，欲要了解人生之真相，就要坚持现实主义，反对宗教虚妄，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自古以来，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种种现象的认识不足，人类长期生活在被宗教迷信支配的黑暗中。宗教以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麻醉人民大众的精神，使得人民大众长期陷入“轮回果报、原罪救赎”等精神泥淖中不能自拔。“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科学是破除迷信最有力的武器。“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要想培养出适应拯救中国脱离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之苦难局面的人才、适应现代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人才，必须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摒弃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所谓惟民主义，就是民主主义。陈独秀认为，欲要了解国家之意义，就必须坚持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封建专制制度下，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威权压迫下，民众奴颜卑膝，唯命是从，虽有亿万之数却无法团结，如同一盘散沙，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只能沦为鱼肉任人宰割。欲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推动人民民主，推翻封建专制。陈独秀指出，“十八世纪以来之欧洲绝异于前者，惟民主义之赐也。”而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施行以民主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救世之良方”。他特别强调，“近世之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要用民主来塑造青年之魂，用民主来培育青年之心。
关于职业主义，就是提倡经世致用，改变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士农工商”等级贵贱的陈旧认识，大力大力培养工商人才。传统文化中的中国民众，士、农为贵，工商为贱。而陈独秀提倡的，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四民分类，提高工商地位，发展多种职业，要让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还尖锐地指出，那些“坐而论道”“游手好闲”，没有丝毫社会贡献的人，就如同三等流氓。政治家为上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而当时的中国，恰恰是被这些“三等流氓”们所操控，焉能不丧权辱国，贻笑于世界之林！
所谓兽性主义，就是破除“养尊处优”的六朝文人习气，而代之以能够磨练身心的“艰苦奋斗”精神。旧式文人大都“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这种“身心薄弱之国民”，根本无法担当振兴中华、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陈独秀特别欣赏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兽性主义”论，列举出兽性主义的种种长处：“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这与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身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成才观”，是一脉相承的。陈独秀所提倡的“兽性主义”，实质上就是主张教育要培养出勇敢、独立、自信、率真的“新青年”。而达到这一目的，势必要破除萎靡柔弱的“羊性”，崇尚刚猛暴烈的“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