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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俄国贵族的生活经验中，的确存着这种“撕裂”。之前提到的恰达耶夫、达尼列夫斯基都是贵族，而恰恰是他们思考了“我们的根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俄国贵族们认为自己的“根”是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欧洲人联合异教徒对抗俄国。就是在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自己“无根性”的反思。他们不承认自己与农民一样有着“东方情结”，但欧洲又不能接纳他们。他们曾经对欧洲顶礼膜拜，可以流利地说法语、德语、英语等欧洲语言，对黑格尔、康德、狄德罗、伏尔泰等人哲学的理解也不逊色于德国、法国人，但却被欧洲人视为“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这种反思表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娜塔莎身上，在他们的血液中有着俄罗斯人的“基因”。因此，当他们听到农民的音乐时，会自然地手舞足蹈，回归到俄罗斯文化、思想、性格的道路上来。
沃尔康斯基公爵（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олконский）人生的几个阶段
上图中的人物是沃尔康斯基，他是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的一位领袖。当时，青年贵族军官们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其弟弟尼古拉尚未继位，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发动了一场大起义。参与起义的青年贵族军官中的部分人曾是尼古拉的好友、同学，但他们还是站到了新沙皇的对立面上。起义被镇压后，5位领导人被推上绞刑架，百余位起义的主要参与者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流放地中包括距中国不远的赤塔。沃尔康斯基的军衔曾是上校，在起义失败后，他先被流放到了赤塔，等年老体衰之后才被准许在伊尔库茨克安家。在第一幅画像中可以看出，沃尔康斯基年轻时代风流倜傥，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特权阶层后代；而在中间的照片中，沃尔康斯基已历经流亡，饱经风霜，虽然他脸上还留有一点贵族的神气，但更多显现出了普通人的形象；在最后一张照片中他已是晚年安居伊尔库茨克家中的普通老者形象。沃尔康斯基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由于他是公爵，周围的人会尊称他沃尔康斯基公爵。慢慢地，他被人们称为“农民的公爵”、“我们的公爵”，甚至是“自己的公爵”（свой князь），在俄罗斯人的交往中，“自己的”这个词用来表示很亲近的关系，这说明沃尔康斯基完全被认同了。沃尔康斯基形象转变的过程反映了在骨子里有真正的俄罗斯人情结但是在行为举止上完全欧化的贵族，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归了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精神的本性。换言之，沃尔康斯基最初“撕裂”的“两种灵魂”最后融合成了“一种灵魂”，他终于修炼成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玛丽亚·沃尔康斯卡娅女公爵（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олконская）的不同形象
上图中的女士是沃尔康斯基的妻子，她也出身于贵族，名为玛丽亚。在俄语中有一个词“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此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女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ка）的说法，但是在1825年参加起义的队伍中并没有女性。之所以有“女十二月党人”这一称呼，是因为这些女性是参加起义者的妻子或女友。起义失败后，参与的贵族军官们遭受了惩罚，或被处死，或被流放，而这些女性面临了与前者断绝关系或者失去贵族身份的抉择。感人的是，这些女子中没有一人选择与丈夫或男友断绝关系，她们也整理行装，一同前往艰苦的西伯利亚流放地。玛丽亚也随同沃尔康斯基公爵前往西伯利亚，并在1863年8月10日去世。她去世时仅有55岁，这可能是因为在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彼得堡等大城市。在西伯利亚一切都要自食其力，玛丽亚要教自己的孩子上学，还要给当地农民办启蒙学校。从上图玛丽亚晚年的照片中，已经很难看出她是一位贵族，而更像是一位来自“外省”，目光坚定、穿着体面的女性。在人生中的种种经历之后，这位女贵族也完成了自己“两种灵魂”的搏斗，最后它们合二为一，她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张建华教授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也是“两种灵魂”矛盾、妥协到最后结合成一体的过程。1928年，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在他1岁半和9岁时，母亲和父亲便先后去世。但是托尔斯泰有伯爵的身份，并且继承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所以他早年的生活正如他小说中展现的贵族生活那样，行为放荡、始乱终弃。但托尔斯泰在结婚后，慢慢发生了转变，尤其是1869年，托尔斯泰的人生中发生了“阿尔扎马斯之夜”。阿尔扎马斯是俄国南部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一座小镇，小镇出产大鹅。当时托尔斯泰前往那座小镇处理田产，天色已晚，于是他在小镇夜宿。但晚上托尔斯泰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之后感到非常恐惧，似乎有声音在提醒他，不能再像原来那样了。这次事件后，托尔斯泰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思想转折。虽然托尔斯泰解放了庄园的农奴，为他们的子弟办幼儿学校，给孩子们写童话，甚至将自己发表作品所得稿费无偿捐出，但是在晚年，他依然无法调和自己“两个灵魂”的决斗，最终在1910年离家出走，并在一个三等火车站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