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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集团和江苏国际教育集团(江苏教育集团怎么样)

admin 2022-05-19教育资讯
澎湃新闻记者彭珊珊实习生侯玥然在有关“五四”的叙事中,以北京为中心的论述长期占主导地位,历史学者陈以爱的最新系列专著“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则将目光转向东南,以新视角考察五四运动的历史。她笔下的“东南集团”是一批以上海为活动舞台的社会精英,作为政、学、商、报各界的复合体,他们的人际网络及运作模式,对上海的

接下来,该如何称呼这群社会精英?若以“江苏省教育会”代称,“教育会”不免框限读者的想象。由于这群人在籍贯上遍及江、浙、湘等地,在身份上覆盖政、商、学、报各界,最终陈以爱以“东南集团”为之命名。陈寅恪弟子石泉先生曾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中提出晚清时有三大团体,分别为立宪派之士大夫集团、北洋集团与南方民党,三团体之间有分合错综之关系。陈以爱认为,这一“东南集团”可视作立宪派之士大夫集团的延伸。

过去鲜少有人注意到“东南集团”对五四运动的影响。由于所涉问题错综复杂,陈以爱表示将以“三部曲”作相关探究:第一部“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意在探讨五四东南集团的人际网络及动员方式,以了解上海学潮的发生脉络及社会底蕴;第二部“行动的策略:上海三罢始末”,考察上海的商学城市联盟,及“三罢”发生过程与落幕原委;第三部“国家的建立:商教的政治联盟”,讨论东南集团在“五四”后的新动向,及其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案。

随后,陈以爱教授就已出版的第一部曲《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做介绍。

全书正文共四章,第一章“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探讨五四时期东南纱业集团如何制造“商战”舆论,并将之落实到有组织的持续行动上。在这一时期的抵制风潮中,学生的毅力固然惊人,“运动家”的本事也不能忽略;“商战”既与民族复兴有关,也符合集团自身利益。

以经济制裁为抗争手段确为五四时期的重要现象,但陈以爱指出,无论是讨论商战舆论还是抵制运动,探讨范围都不应局限于1919年,甚至应早于民国。清末即有抵制运动的案例,其中不乏成功者。1905年以上海为中心的抵制美货运动是第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抵制风潮,在这场运动中,张謇集团不仅参与其事,更主导舆论方向,李登辉等人亦通过寰球中国学生会发动抵制,并扩张到其他省份乃至海外。比较1919年的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会发现五四运动在抵制手法、发动舆论的方式、对学会和报刊之运用乃至参与人员等方面,皆呈现出与抵制美货运动的延续性。创立于抵制美货运动时期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的五四运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早在晚清时期,就有一批社会精英参与社会舆论塑造、发起抵制运动、促动商学两界合作,是“抵制”和“运动”的“老手”。不过,五四时期的商战和抵制运动,力度更强,覆盖面更广,参与者更加广泛。

五四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可以上溯至1915年,有三个人物值得注意:聂云台、黄炎培和余日章。1915年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是“二十一条”,中日交涉之时他们曾一同乘船远渡重洋,赴美开展过实业和教育访问,其事可见于黄炎培日记。他们自1915年起联合江苏省教育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银行公会、寰球学生会等团体,通过教育体系和报刊媒体宣传引导,发动商界、学界响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并以学生为宣传队,扩大宣传效应。陈以爱特别指出,认为抵制日货可以有效打击日本在中国商业的发展、强调抵制日货有效性,这一论述体系的形成,其中有美国在华商业领袖、报业媒体人物以及大学教师的参与。从私人文件来看,这些人与聂云台、张謇等人有私谊,其往来交流也多涉商战话题,代表人物有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大来、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惠尔、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麦等。若以英文名检索这些五四商战的核心人物,可获得许多相关重要史料,并从中观察到一些重要的网络和线索。

示意图:东南集团的商战网络(示意图均由陈以爱教授提供)

第二章论述“上海公共团体的转型蜕变”,强调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学生并非孤立运作,而与其他团体有密切关系。其中,中华青年会和江苏省教育会两个老牌机构成为核心组织,逐步派生出其他新设机构,产生覆盖面广泛的社会网络,以上海为基地,影响力遍及各埠及海外。本章从两个方面说明这个系统的运作:其一,五四前上海公共团体完成组织蜕变的过程,进而增强了社会动员的技巧与能力;其二,这一系统制造“联美制日”的舆论,使中美亲善成为主流声音。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有重要的影响。根据时人看法和学者研究,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组织效率上甚至超过政党。不过,周著认为寰球中国学生会是这两个会的会员,其说有误。上海反日运动的一大重镇“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于1905年,是孕育上海学生联合会(1919)的重要团体。但此后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了日校和夜校,因此最终参加上海学联的只是日、夜校,而非寰球中国学生会本身。上海学联成立后,其会址正是设在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寰球中国学生会,直到1919年6月9日被工部局勒令离开。寰球中国学生会为什么能够成为上海学联办事处、全国学联筹备处、成为它们的庇护机构?关于这个问题,陈以爱认为最可靠的说法应出自颜惠庆回忆录,因为他是寰球中国学生会最初发起人之一。根据颜氏的说法,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模仿世界基督教学生会而设,该会创办人均为世界基督教学生会及青年会等组织中的活跃人物。基督教青年会具有宗教特征,其董事和职员必须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则只能成为普通会员。寰球中国学生会则是对这些教会相关组织的“非基督教化”,使得非基督徒也能参与其中,以触及更广大的人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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