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集团和江苏国际教育集团(江苏教育集团怎么样)
辛亥革命后，寰球中国学生会内部发生了人事变迁。颜惠庆进入外交界，李登辉的工作重心则放在复旦大学，他们无法再继续顾及会中事务，这时朱少屏成为会中的核心办事人，而伍廷芳和唐绍仪则是名誉领袖。1919年上海学联成立之前，寰球中国学生会曾再次焕发生机，表现得非常活跃，陈以爱认为这除了朱少屏个人的活动能力之外，也和该会招收会员的新办法有关。寰球中国学生会在招收会员方面积极模仿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尤其是男青年会），学习其组织、动员、宣传模式，如开展徵求募金运动等。当时基督教男青年会是上海的重要公团，由美籍干事帮助成立，后来华人干事的数量虽增，其办事方式仍效仿美籍干事。最近几年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青年会在1900至1920年代在社会上层中的影响力。据陈以爱观察，各地教育会成员许多注意到青年会的组织、动员、宣传能力，乐于效仿与合作，例如在江苏省教育会及其相关组织中，余日章、王正廷、郭秉文等人均有青年会背景，并在会内推广青年会模式。
到1919年之前，上海几个重要的上层公共团体，包括江苏省教育会、寰球中国学生会、青年会等，都存在学商联合现象，且商界赞助人名单常常在不同公团中重复出现；同时，各会的董事名单也多有重复。这些公团采取联合行动，对外宣称“联美制日”，鼓吹“中美亲善”，对内则推动各种社会改良运动，如国语运动、平民教育、义务教育、禁烟等运动。针对这些团体之间的关系，陈以爱绘制了“上海公团关系网络”图，以反映中华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男女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寰球中国学生会等几个核心公团及相关公团之间的复杂关系。
示意图：上海公团关系网络
第三章考察“复旦大学的华洋网络”，以复旦之于上海，犹北大之于北京，是学潮的领导中心。然而历史镜头中的“复旦学校”或“复旦学生”，往往以笼统的称谓出现，没有名字，也没有面孔。本章剖析复旦校长李登辉的社会关系，进而论述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陈以爱指出，不应满足于复旦与上海学联关系密切、是上海学运中的重要机构这样的简单结论，而应深入考究更多问题。复旦大学为何被称为学潮的领导中心？通过哪些人物如何构成对上海学联的核心领导？这些人物的社会网络及背景又如何？要解答这些问题，须对具体的人物与背景一一考察。
与校长李登辉相关的中文材料并不充分，在《密勒氏评论报》所编的《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中却有李登辉传记，篇幅较长，可能由李登辉本人提供了资料。但《中国名人录》有不同版本，各版本中的文字有所增减，不同版本包含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特征。复旦校史也是必要的参考材料，但在后来的编纂中受时代影响，许多材料也已消匿，如李登辉与青年会的关系就被淡化。幸而现任复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先生在写作《李登辉传》时，曾运用复旦大学收存的部分资料，相当程度上还原了1919年前后李登辉的形象。同时，透过一些其它资料，也可以还原李登辉当时的政治联系。李登辉与孙中山的关系常常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遭到强化，事实上，李在辛亥革命这一关键时间点前后与伍廷芳、唐绍仪等人及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系很深。因此，在考察李登辉本人相关的问题时，需要对资料审慎辨别。陈以爱通过四组传记文字，辅以其他材料，说明李登辉立足沪上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学家的锐利审视，指出四种传记及其时代之偏蔽，一方面还原李登辉的历史面貌，一方面也呈现了一部人物“变形记”。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当时复旦的董事会情形至关重要，校长任免和经费使用均在董事会掌控之下。五四运动前后，前述提到的余日章、王正廷、聂云台等都是复旦董事会成员。此外，董事会成员还有广东商人陈炳谦、劳敬修、简照南；在辛亥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旧交通系关系密切的唐绍仪、唐露园；上海交通银行副经理、上海银行公会重要成员钱新之等。学生方面，复旦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学生有瞿鸿机之子、聂云台妹夫瞿宣颖；俞大维之弟、聂云台之侄俞大纶；唐绍仪之子唐榴；绍兴绸商之子、后来发表多篇回忆文字的朱承洵；上海学联会长、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何葆仁等。其中，唐榴和俞大纶又都参加过上海中华童子军协会，接受过准军事训练。陈以爱指出，在五四上海学生集会中反复看到的会操、升国旗、敬礼等种种仪式，和学生所具有的童子军背景密切相关。同时，身着童子军服的学生和军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这将在本系列的第二本书中有所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