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教育支出(长三角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局面正加速形成，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教育一体化意义重大。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先行区、示范区，长三角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各国基础教育中也处于标杆地位，基础教育一体化的发展与成果充分体现出长三角作为发展示范区和全国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表率作用。

总体来看，长三角的基础教育已初步形成一系列一体化联动协议与机制。然而，在实际推进中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具体而言：体制机制待理顺、政策落地执行待提升、有效协同举措待拓展等等，尤其是破解教育一体化过程中的“协同惰性”是推动长三角基础教育一体化有效机制建设的切实路径。

营造有利于集聚创新人才的区域生态

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人是核心要素。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两个重要阶段——基础教育启蒙期与高等教育关键期，这两者同样重要、不可或缺。但是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主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

基础教育高质量一体化能够推进创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在长三角地区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教育培养体系，营造创新人才共同培养、成长和使用的良好创新生态。

长三角各地政府正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办好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是民生工程，是培养和集聚创新人才的基础，更是城市软实力的体现。

同时，从依靠产业生态吸附高层次人才到依靠高质量发展和生活留住高层次人才，逐渐成为长三角高地人才揽蓄的“新探索”。各地政府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时，不仅提供丰厚待遇，还努力为其解决生活的后顾之忧。

围绕各类人才的引进与稳定，长三角地区的基础教育携手联动，在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上协同发力，不仅满足大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追求，也能满足人才对子女“上好学”的需求，为长三角地区吸附创新人才、稳定各类人才和形成人才区域内良性流动做出巨大的贡献。

长三角基础教育一体化面临几大挑战

长三角基础教育一体化与长三角产业一体化的模态不同。在长三角产业一体化中，各个城市间具有互补性的产业集群，往往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分工”，通过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合作及群体协同效应，加速横向和纵向的要素流动，很多企业能够借助一体化红利实现成功转型；如果是同类产业的激烈竞争，也能让更多新产品与新业态不断出现，进而在扩大市场的同时反哺劳动分工，使其进一步细化，形成良性循环。

而基础教育属于社会事业范畴，在长三角区域内不存在分工上的“互补性”，在各个省内的城市之间客观上还存在着高考升学的激烈“竞争”。事实上，当前长三角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在推进中遇到了不少阻碍，产生了表层合作、关联度低、分散零散、绩效不高等种种“协同惰性”现象，即协同行为并未取得显著绩效成果，或者取得成果的效率过于低下或者成本过高。

长三角基础教育一体化中出现协同惰性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地区之间的差异对一体化推进带来的障碍。客观上，长三角省域间、市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还不平衡，各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也有不小差异，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较明显地出现了大家都乐意到相对优势的几个重点城市学校“取经学习”，很多二三四线城市的学校之间缺乏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一线城市的学校也逐渐觉得开放展示成为了“负担”，并且很难从一体化中获得“启迪”和“长进”，这种互动现状会影响一体化的继续推进。

其次是教育发展客观环境之间差异的教育治理藩篱。长三角省域间、市域间都有各自的教育治理模式，中小学校跨省域层面的交流借鉴中，不少经验的迁移辐射往往遭遇体制机制藩篱。

事实上，我们在组织校长们进行参观、学习、培训时，往往会听到一些校长得出的结论是“经验很好，但我们学不来”，当这种“学不来”成为归因常态，很容易让一体化的开展流于形式和表层的热闹。

再次是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构建带来的一体化不够充分。由于一体化所倡导的开放和当前基础教育中重视升学率而形成相对封闭的心态，影响了协同中信任机制的建立。同省域内的城市之间，“升学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教育质量，也是考评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参考指标。如何推动长三角各地区超越“竞争”的“零和”思维，打破内部壁垒，毫无保留地分享教育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与信息，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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