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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史记》对战国以至秦汉的诸多名将的履历记载，能够很明显地发现这样一个普遍规律：白起、赵奢、王翦、韩信等名将的早期履历都是非常模糊的，我们看不到他们作为士兵或者低级军官的时候参加过哪些战役，有过怎样的成长经历。
为何《史记》的记载会出现这样的大面积空白，记载一代名将的成长历史又有何困难之处呢？
如果说《史记》对项羽少习兵法的记载可能因为战国兵家史料的匮乏而造成某些缺失的话，那么以韩信为代表的秦汉名将，其早期晋升履历的含糊不清则极有可能是因为爵官体系的混乱导致的。
仔细比勘《史记》的诸多传记，我们不难发现：对武官的晋升，《史记》混杂着使用了三套不同的爵官体系来进行记载，我们不妨将此三者分别简称为“爵”、“职”和“差使”。
以爵位来记载武官的晋升普遍出现在《史记》的战国秦将传记中。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开始推行军功爵制，分爵位为二十等。《史记·商君列传》说：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变法后，军功论爵制度在秦国的推行力度非常之大，即便宗室成员也不能获得法外施恩。大概因为军功已成为获取爵位的主要途径，所以秦国国史即《秦纪》对武官的晋升此后便主要记载其晋爵过程。
又因为《秦纪》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主要文献来源之一，故而《秦纪》的上述特点也就顺理成章地移植到了《史记》的部分传记当中。其中最典型者，比如《白起列传》：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
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
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干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
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我们将上述记载与保存在《汉书》中的二十等爵做一对照：
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
——《汉书·百官公卿表》
对照《汉书·百官公卿表》，可以看出《史记·白起列传》对白起晋爵的记载始于秦爵第十级“左庶长”。此后依次记载了白起获得第十二级“左更”，第十六级“大上造”（即“大良造”），直至达到军功爵制的顶点——二十级列侯（即“武安君”）为止。不但《白起列传》，《商君列传》记载商鞅的晋升，也是以“左庶长”、“大良造”、“商君”（列侯）的军功爵制来进行标注的。
这说明在商鞅变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军功论爵的观念强有力地影响到了秦国史官的书法，因而《秦纪》中的晋爵记载非常普遍。
可有意思的是，在与白起合传的王翦传记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有关这位秦国名将的晋爵记载。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张金光《秦制研究》一书分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