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思想教育和认知方法(小孩子的思想教育)
青年“空心病”的影响因素
“空心病”绝非某国或某地区特色，就全球意义而言，青年群体从一战之后的“迷惘的一代”到二战后“垮掉的一代”，从20世纪60年代“愤怒的一代”到21世纪初期开始“低欲望的一代”，“空心”似乎成为时代青年的社会表征，成为理解社会与文化嬗变的草蛇灰线。
从文化思潮上看，“空心病”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强调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罔顾他人和集体，缺乏责任和担当，价值感倾斜，显现出精致的利己主义。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衍生出的文化思潮以“经济人”范式为起点，强调人的利己性，认为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叠加，倡导个人主义，一切活动均以利己为核心，只关心个人快乐与否，将个人满足感作为首要驱动力和终极价值。但是，认知神经学者Bojanowska和Piotrowski在2019年的研究发现，幸福和意义系统包括外周系统和内核系统，外周系统中物质财富、感官刺激、权力地位等都可以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体验，进而产生一定的意义感。但是，外周系统的刺激无法持久，满足可以带来愉悦，缺憾则出现焦虑、遗憾、愤怒。这说明，物质带来的幸福感其边际效应逐渐递减，想要持续地获得幸福体验，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幸福增长点，且旧的欲望满足后新的欲望不断加以替代，进而循环陷入更大的空虚和迷思之中，出现欲壑难平的情况。外周系统所带来的幸福和意义总是波动的，波峰时快乐满意；波谷中痛苦失望，进而产生强烈的“空心病”。事实上，人们常常忽略了一点，内核系统才是根本的意义来源，它能超越眼前的利益和欲望，凌驾于个人私我和小利之上，以宏大的视野为目标，青年在追求内核意义的过程中才能体验到持久的幸福感和价值感，哪怕在追求的过程中苦乐相伴，但是意义感不会消失。
当前“空心病”蔓延，也提示当代年轻人更应关注内核意义，仅以生活中是否有“小确幸”的满足为衡量标准必然落入意义的波动曲线，被其异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若被私欲蒙蔽，行动若被喧嚣裹挟，个人很容易陷入“小我”的迷茫之中，进而认知纠结、情绪消极、行动无效。“‘公’道远，大我背；‘公’道近，大我入”，古人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才是根本。
从心理素养上看，“空心病”侧面反映出当代青年心理韧性尚待提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心理韧性，也被认为是抗逆力、复原力，是个体从挫折和逆境中获得有效应对的能力，是从困境中恢复和反弹的特质。当个体面对负性情绪或消极事件时，心理韧性强的个体才能具备稳定心理健康水平和成功应对的胜任特质，也不容易患上“空心病”。韧性，是弹性，包含“反弹”“弹回”的意思，也即愈挫愈勇的能力，是独特的心理过程和系统的反应能力。心理韧性之所以可以获得意义感，是因为经历挫折后，人的身心机能不但能通过有效应对加以恢复，同时还能得到提升，心理机能水平不仅可以反弹至原来的水平，甚至可以超越先前的水平，感受到个人成长的意义。这就是尼采在《天才的激情与感悟》中所说“但凡不能杀死我的，最终都使我更强大”的原因。弗林效应发现，就全世界范围内而言，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是青年的智商迅速提升，思维方式和认知的进步在二十余年中日新月异、出人意料，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越来越优秀，反而人类的逆境商却显著下降，心理韧性越来越脆弱，抗逆力越来越差。
当代青年成长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青年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也是最核心的利益共享者。在青年成长的过程中，物质极大丰富，家庭呵护有加。心理学家发现，越是外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个体反而越容易产生抑郁、无聊和无意义感。由此，心理学存在“幸福悖论”，即“伊斯特林悖论”。也就是说，随着人均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幸福水平并不会持续不断上升，相反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是边际递减的，会经历“幸福拐点”，这意味着成就和收入增加最初会给个人带来快乐和满足的体验，但是人们会存在“享乐适应”，幸福感的预设水平会越来越高，想要维持就越来越难。心理学家Fossas在2019年通过研究指出，人类的意义感在关注改善物质条件带来的幸福感之后，必须关注从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中去获得，应该由外部因素转向内部因素去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实现幸福优化。生命意义的成长模型也发现，心理弹性对于获得生命意义感具有建设性意义，如果个体能够把所遭遇的负性事件和痛苦经历整合到个体正性意义系统中，从而可以拓展自我结构，丰富人生体验，得到更深阅历感，获得积极性结果，其生命意义感便会得到维持和提升，进而促进个人自我性成长。所以，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其实人与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青年越是经历砥砺，越是历经淬火，才能丰厚底蕴，有所作为。
